丁玲：呼喚和踐行“有情”的文學

【追光文學巨匠·紀念丁玲誕辰120周年】 

作者：魯太光，（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中國丁玲研究會副會長）

1983年10月27日下午，在湖南省臨澧縣創(chuàng)作座談會上，丁玲作了《從創(chuàng)作要有情談起》的主題發(fā)言，坦言作家要有情，沒有情就無法創(chuàng)作。她不是臨場發(fā)揮、即興評議，而是長期創(chuàng)作實踐和艱苦理論思考的流露。細讀丁玲談創(chuàng)作的文章就會發(fā)現，“情感”“熱情”不僅是關鍵詞，高頻出現，而且是她衡量作家作品的核心指標。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有研究者將丁玲的文學稱為“有情”的文學。

在丁玲那里，“情感”“熱情”絕非抽象的觀念，而是有其具體內涵。1983年3月11日，在云南省《個舊文藝》舉辦的文學講習會上，她在主題講話《根》中分析說所有作家都有自己的愛恨情仇，進而指出，中國作家特別是新時期面對各種思潮沖擊的青年作家，“要圍繞著我們的國家、人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去愛、去擁抱”，要把“這樣一股熱情”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根”。

這情深理正的話表明，“有情”不僅是丁玲的文學觀，更是她的世界觀。作為接受過“五四”精神洗禮，經歷過左翼文藝淬煉，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踐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從現代文學步入當代文學，從人的文學步入人民文學，從新中國成立直到新時期，每個階段都有杰作流傳的大作家，丁玲“有情”的文學之路走得并不容易，因此也格外給人以啟發(fā)。

丁玲（1904—1986）資料圖片

丁玲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手稿資料圖片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初版本資料圖片

1955年，丁玲（右一）在京郊采訪農業(yè)高級合作社情況。資料圖片

1、到人民群眾的世界練就“有情”的筆

對于一位作家來說，文學觀升級就像破繭成蝶一樣，十分艱難。從一種本就高級的文學觀升級到另一種更高級的文學觀，尤其艱難。

丁玲就經歷了這樣的蝶變過程。她本是“五四”文學之子，其發(fā)表于1928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可謂中國現代小說的精品，即使今天看，依然獨具個性、光彩熠熠。丁玲又是左翼文藝的代表性作家，她發(fā)表于1931年的短篇小說《水》，一掃“革命加戀愛”的陳套，開辟新路，被馮雪峰譽為“新的小說的誕生”。起點這樣高，參加革命事業(yè)，從事人民文藝，豈非如魚得水？情況正相反。可能由于對前兩種文學投入了很深的感情，在新的文學實踐中，丁玲盡管理智上認識到革新的必要性，但在潛意識中，一不小心就為舊習慣與舊意識所影響、所拘泥。

首要的是思想轉變問題。作家總是在一定的世界觀指導下認識社會、反映生活的。作家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觀念，不僅影響他對現實生活的評價，而且決定其創(chuàng)作傾向和作品格調。因此，在丁玲看來，要想練筆，先得練人，即要想成為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作家，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自己的世界觀、文學觀。

丁玲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1940年，在《作家與大眾》中，她強調“作家一定要參加大眾生活，不要落在生活的后邊”。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可是一寫作，一些舊趣味、舊思想就可能浮現。她寫于1941年的《在醫(y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與她自己的認識都有一定距離。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丁玲幡然了悟。她真正走進人民群眾的世界中，寫出了《田保霖》等作品。她的思想變了，作為也變了。經歷了這樣的磨煉，之后無論順境逆境，無論挫折多大，她都沒有改變自己的人民文藝思想，改變自己“有情”的文學觀，她把自己的筆練成了“有情”的筆。

2、反對作家像小商販一樣販賣生活，有兩個錢做四個錢的買賣

解決了思想認識后，就是實踐的問題，就是深入生活的問題。對此，丁玲依然充滿熱情，一以貫之地強調要讀生活這本大書。

新中國成立后，丁玲一度在文藝戰(zhàn)線擔任領導職務，曾多次就這個問題發(fā)表講話，僅從題目變化上就可看出她多么重視這個問題。1949年7月，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她作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書面發(fā)言，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會上，她作了《到群眾中去落戶》的講話，提出如果真要創(chuàng)作，“就必須要長期在一定的地方生活”，在那里找到“親戚朋友”。

進入新時期，丁玲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的文藝方向和深入生活的道路仍然念念不忘。1981年4月7日，她在廈門大學作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準備》的講話，認為“到群眾中去落戶”還不夠，還應該“使自己和勞動人民融為一體”，使自己和勞動人民“心有靈犀一點通”。198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40周年之際，她發(fā)表《到群眾中去》，強調要把許多問題都拿到群眾中進行認識、分析和解決。1984年3月在文講所的一次講話中，她繼續(xù)深化這種意識，提出“要迷到新的社會生活里去”，并且“要看到人家的好處，對人有情、多情”。看得出來，認識更深了，感情更濃了，不僅要“落戶”，而且還要“迷”。

正因為滿腔熱情，咬住不放松，她把這個一般來說容易泛泛而談、淺嘗輒止的問題，進行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在丁玲看來，深入生活主要包括這樣幾個層次：她不僅強調生活的深度，要到群眾中找知己，而且還要有一定的廣度，只深不廣，容易片面，只廣不深，容易膚淺；不僅強調要深入生活，而且強調要正確認識生活、理解生活、表現生活，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才能更好地提升思想、轉變情感，只有具備一定的思想水平，才能更好地深入生活、理解生活。丁玲還對“到處都有生活”等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必須融入群眾火熱的生活之中，發(fā)現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生活，并非不做區(qū)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客觀地看，丁玲的這些見解對今天的創(chuàng)作也很有啟發(fā)。

丁玲的深入生活觀中最關鍵的是，如何處理與群眾的關系問題。她反對為收集材料而淺表地深入生活，反對“把群眾生活用來裝飾自己”，而是要跟群眾一起，“踏踏實實地工作著，戰(zhàn)斗著，思想著”，并且“他（代指一個作家——編者注）在生活中碰過釘子，為難過，痛苦過。他也要和自己戰(zhàn)斗，他流過淚，他也歡笑，也感到幸福”。只有這樣，才能與群眾心有靈犀、同頻共振。

這既是工作問題，也是寫作問題。丁玲在與朋友交談時，有人告訴她，托爾斯泰、契訶夫、曹雪芹等大作家之所以寫得好，一方面是由于他們有天才、有修養(yǎng)，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們有模特，他們寫的是自己親友的故事，把這些人摸透了，自然寫得順手，寫得親切。受此啟發(fā)，丁玲意識到，“要寫作，要寫新人物，要創(chuàng)造英雄典型，的確是很難的”。只有到群眾中落戶，跟他們交朋友，跟他們做親戚，才能真正從事創(chuàng)作，才能創(chuàng)作出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優(yōu)秀作品來。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丁玲反對作家像小商販一樣販賣生活，有兩個錢做四個錢的買賣，而是要像守財奴葛朗臺收集財富一樣，“儲蓄”生活、人物、情感。這是丁玲堅持作家要“有情”、文學要“有情”的真義所在。

3、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特點是“迷人”，是“用感情引動你的感情”

對文學的藝術性，丁玲亦充滿熱情，孜孜以求。實際上，她之所以強調深入生活、改變思想感情，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藝術性問題。“有情”的文學，要有“迷人”的藝術性。

丁玲對藝術形式格外敏感，有許多真知灼見。比如，關于小說語言，她越來越意識到歐化語言的弊端，說話要么故弄玄虛，要么疊床架屋，不叫人看懂。因此，她建議到群眾中去落戶時，不僅要體會他們的生活和情感，而且要學習他們的語言，學習他們用什么樣的語言來表達情感。但她又反對生搬硬套，反對“去掉一些裝腔作勢的歐化文字，而又換上一些開雜貨鋪似的歇后語、口頭語，一些不必要的冷僻的方言”。說到底，她是要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語言，既要用群眾語言豐富文學創(chuàng)作，又要用文學創(chuàng)作豐富群眾語言。還是她自己說得更傳神：“作家筆底下的話，應該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不是人人筆下所有的。”

丁玲對民族形式問題思考很深，見解獨到，很有啟示。丁玲是沐浴著“五四”文學風成長起來的，受歐美現代文學影響較深，但其實她很早就開始了對民族形式的探索。據她自己回憶，寫《母親》時，她就想借鑒《紅樓夢》的寫法，可惜最終未能實現。到延安后，她在陜北跑了許多村莊，進行了大量調查，想借鑒《三國演義》通過一件件事，大事套小事，把人物凸顯出來的辦法，寫一部陜北革命的長篇小說，但由于自己“儲蓄”的事太少，寫了兩章就擱淺了。

如果說之前還是個人藝術探索的話，那么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她對當代文學發(fā)展現狀更加了解，對問題思考得更深，這個時候她關于民族形式的一系列言論就具有了理論自覺。

丁玲談論這個問題時，依然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她由自己小外孫特別喜歡看《三國演義》想到中國人是喜歡軍事題材的，但問題緊跟著就來了：為什么大家喜歡傳統(tǒng)軍事題材，卻不喜歡當時的現代軍事題材？丁玲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把中國形式、中國傳統(tǒng)中的優(yōu)秀的東西完全割斷了”，而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特點是“迷人”，是“用感情引動你的感情”，讓你戀戀不舍，一讀再讀，一再回味。這討論的是“寫得怎么樣”的問題。

由此出發(fā)，她又深究“寫什么”的問題。她認為既然“文學是人學”，文學就要寫人，但不是靠作者絮絮叨叨地說出來，而是“用具體的事”來寫的。她以《三國演義》為例，指出赤壁之戰(zhàn)是那個時候最大的戰(zhàn)爭題材，通過這個題材把《三國演義》中的主要人物都寫出來了，可以說沒有赤壁之戰(zhàn)就沒有《三國演義》。她講的，其實就是抓題材、抓主題的問題。

解決了“寫什么”的問題后，她接著討論“怎么寫”，認為中國傳統(tǒng)小說是通過事來寫人，但寫事寫人“一定要講情、講理，也就是寓情于理”，而且要“從社會來想問題，從人來想問題，從人與人的關系來想問題”。這樣，又與深入生活、轉變思想感情等問題聯系起來，產生辯證循環(huán)。

4、寫一本“永遠印在人心上”的書

丁玲“有情”的文學追求“迷人”的形式，“迷人”的形式又反過來強化作品情感，使之動人心魂。比如她的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通過土改化寒冰為暖流的故事，很動人，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很飽滿、感人，一些配角也同樣感人。

她寫了一個喜淚橫流的無名老太太，“她的牙缺了，耳聾了，腳不方便，卻把一個臉橫在玻璃窗上，望著外面的群眾憨憨的笑，眼淚鑲在眼角上”。她看見張裕民等人進來，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從炕那頭爬了過來，“頭老是不斷地搖著，她舉著手，嘴張開，卻什么也沒有說出來。只是笑，笑著笑著，眼淚忽然像泉涌一樣的流出來”。這個僅出現一次的無名老太太，什么也沒說，可又好像什么都說了，因為她那橫流的喜淚就是最傳神的語言。沒有濃郁的情感、迷人的形式，怎么可能做到！

丁玲曾經鼓勵同行要有一個奮斗目標：寫出一本好書，一本“為千千萬萬的讀者愛不釋手，反復推敲，永遠印在人心上”的書，一本與人民共情的書。在今天，這個目標同樣適用。